店里没什么生意，我和胖子坐到了后面的隔间，泡了壶热茶喝，胖子从他的背包里拿出了那个金匣子，里面的东西是金箔刻出来的，展开后有二十厘米长，上面密密麻麻的刻着蝌蚪一样的文字，我做拓本也算有些造诣了，但这种文字却从来没见过。
松达剌人生活的具体年代，至今我也无法确认，有可能是两千年前，也有可能更早，但这上面的文字，明显是一种上古时期的先民文字，很可能跟甲骨文是同一时期的产物，应该是那时候藏民们最先衍生出来的文字。
我和胖子研究了半天不得要领，而且这东西专业性很强，如果你不懂，即使把金箔看穿了，也看不出什么。最后我俩一翻讨论，胖子便道：“这样吧，我北京那边认识一个考古的老教授，现在已经退休了，他虽然是考古的，但知道我的底细，我当年还跟他合作过，看样子，只能带到北京去，看他能不能研究出来。”我一想，也只有这么着，于是跟胖子约好，给他一份复印件，我们两个分头研究，一有消息立刻联系。
能找到救闷油瓶的方法自然好，但若真的找不出来，那我们也只能等那个十年之约了。
胖子在我那儿歇了一天，第二天就回了北京，他在巴乃一年多，北京的几个盘口乱成一团，胖子说他回去要先整顿内部，然后才能去找那个老教授。
胖子一走，我这小铺子顿时又冷清下来，想想这一走一个多月，也该理一理盘口的事情，便给王盟去了个电话，让他把账本准备好，过两天去查账。
王盟接我电话挺高兴的，结果一听我查账，立马声音一变，道：“老板，你还不知道？”
我听出不对劲儿，立即问道：“怎么？出事儿了？”
王盟摇头道：“不是，这盘口，现在是二爷在接手了，而且据说有吴三爷留下的协议，走的还是法律程序。”我一时有些呆愣，随即细细思索一番，便明白过来。
一则，当初这盘口交到我手里，却是没有明面上的手续，二则，以二叔的本事，搞些假协议不是什么难事，但让我不解的是，去昆仑之前，我还求过二叔，让他接了盘口，他当时把我骂了个狗血淋头，说我没出息，现在怎么自己揽过去了？
我想起二叔让我伤好了回长沙的事情，便嘱咐王盟好好干，挂完电话，就让赵旺订了往长沙的机票。到长沙的时候，是晚上八点，我没回父母家，而是先去了二叔的别墅，也就是我们吴家的祖宅。
原本我们的祖宅是民国时期的大建筑，那时候我爷爷倒斗发迹，在长沙可谓风云一时，宅子占地极广，处于长沙以南的一片开阔地，依山傍水，交通便利。
后来改革开放以后，搞起了土地改革，接着又是文革，我爷爷风头很盛，但他拿得起放的下，政府还没找上门，就主动捐产捐地，据说还在长沙搞了个演讲，大意是支持新中国，吴某人舍生取义，捐产捐粮，十分配合。上面一高兴，祖宅便留了下来，到现代，由于木质经久腐败，便被二叔翻修成了一片白色的别墅。
普通人一看，一定以为里面住着什么了不起的人物，而事实上，我二叔除了这房子看着华丽，我还真没弄清楚他有没有别的营生。
二叔家只有他一个人住，有一个固定的钟点工，每天按时给他做饭，我每次看他五十多岁的老人家，一个人守着一栋大宅子，总觉得很可怜，房子得有人住才有生气，或许是祖宅里人气太少，又处于郊区，即使里面布置的很华丽，我还是觉得阴气森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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