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人生中最大的损失，莫过于荒废了宝贵的读书年华。
刚退学时我才十五岁，多宝贵的金色年华，多好的学习时期！要是按照恩师给我规划的人生发展蓝图，顺利完成中学学业，然后再考上一所心仪的大学，凭着我的努力，是可以读更多的书，学到更多知识！我的人生完全可以通过读书改写，实现社会底层的逆袭。
然而，一九六七年糊里糊涂的被小学毕了业，虚度了一年光阴。好容易上了中学，不曾想竟然是空有其名的“戴帽中学”，没有书读，学无所获，无奈黯然退学，就此终结了我的读书之梦！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多次机遇都被“卡”在了文化程度（学历）上，参军、代课教师选拔、推荐上大学，都有一个例行程序，填写表格。每当在填写“文化程度”这一栏时，我都羞于填写“小学”二字！这并不是我多么虚荣，而是十分的窘迫！
毫无例外地，在这类机遇面前，我都被无情地挡在门外。
诚然，学历不完全代表一个人的能力。然而，没有学历，你根本就没有展示能力的机会！
一次次的碰壁，一次次的挫折，并没有使我颓废沉沦，萎靡不振，反倒越发激起我绝地求生的强烈欲望。不服输，不认命，大概这就是我从母亲身上传承下来的基因。从小到大，伴我坎坷前行，成为我人生的动力和底气。
一九六八年退学后，我正式成了“公社社员”，和父辈们一样，开始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务农生涯。
由于我所在的生产队耕地太少，需要大量开垦荒地，尽可能地多打粮食，维持一百多口人的生活。每年开春，生产队要抽出三分之二的劳力进山开荒。这部分劳力分成若干个小组，每组三至五人不等。实行“包产定工”的办法，规定每个劳力当年所要完成的粮食产量，按照产量计算工分，超奖减罚（工分）。
这些开荒种地的生产小组都是“各自为战”，不像在队里大集体生产那样刻板。各小组独立进行生产劳动，在出工时间、农活安排和劳动量等方面有着相对的自主性。所以，生性孤僻的我，每年都选择参加一个小组，进山开荒种地。
一九七0年春，我用一把镢头挑起行李卷儿，带着锅碗瓢勺，跟大哥他们一起到大山深处开荒。
高山河谷，看似面积很大，但并不是随便一个地方就可以种庄稼的。在那海拔比较高气候比较寒冷的深山区，只能因地制宜，种些玉米、小谷子等很少的几样农作物。
进山开荒种地首先得选好“地”。前提是必须属于本生产队的土地。因为当时实行的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各个生产队之间界限分明，是绝对不能越界到别的生产队地盘上开荒种地的。
再者，要想庄稼长得好，还必须有较肥沃的土壤，必须得是背风向阳耐旱的山坡或山沟等适宜庄稼生长的地方。
选好了土地，然后就是选找适宜住人的地方“安营扎寨”。一般会在小河边，或者是能挖出山泉水的地方搭建简易房子。确切的说，并不能称为“房子”，就是砍五根木头，搭成一个马架子，绑上树枝，上面覆盖一层茅草就成了，类似东北大山里的“窝棚”那种样子。如果位置条件较好，也可以就地取材，使用石块儿垒墙，上面木头搭架，木条或小竹竿编里子，茅草盖顶，盖成一间挡风遮雨的像样儿的草房。
“房子”建好之后，在里面用木棍支起架子，纵横绑定细木条，铺上厚厚一层干茅草，床铺就安排好了。由于窝棚内地方太小，三、五个人（当然都是男人）睡在一个大通铺上，因而人们称为“伙铺”，把几个人上山种地习惯上称为“出伙铺”。
我和大哥、三爷、显叔四个人出伙铺的地方叫“要饭吃沟”。传说旧社会一个外地的要饭（讨饭）的人走到这里，因为荒无人烟，就饿死在这个山沟里了，人们就把这里叫“要饭吃沟”。这是一个两山相峙之间被河水冲刷形成的一个峡谷，我们在谷底大河边一个伙铺旧址上安下了“家”。
所谓种山地，其实是一种古老到石器时代的“刀耕火种”耕作方式。放到现在，绝对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而在当时，却是唯一的选择。
我们先把山坡上的树木砍倒，削去树枝铺在地上，地下是陈积多年的腐叶和干草。过了十天半月，树枝的叶子半干了，就点火烧荒。一场熊熊大火之后，地面上留下一层黑乎乎的草木灰，这可是天然的肥料呢！
经过近一个月的割草、砍树、烧荒等前期工作，时令过了清明，就开始“下籽儿”（播种）了。
我学着他们这些老庄稼“把式”的样子，用镢头在黑土地上刨了一个拳头大的土窝，把玉米种子丢进去。为了保证出芽率，一般一个土窝要丢三、粒玉米种。然后把刨起来的土浅浅盖上，再用镢头轻轻夯实。五、七天后，玉米芽就破土而出了。
这里说的山地，大都是坡度在四十度以上的山坡上。大哥、献叔他们一边刨地，锄草，一边说着话，一副从容不迫的轻松样子。我可就不行了！虽说是山里长大的娃子，平时空手走山路没问题，真要是在陡坡上做庄稼活儿，就够呛了！薅草的时候，我还可以一只手抓着树根或是石头，用一只手把草拽出来，刨地、锄草必须得双手攥着镢头把锄把，用力刨下去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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