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个人，都是出于各种原因推迟回城的下乡青年。
他们都是江副主任根据许父当天提出的要求，挑选出来的。
其中有两个是女的。
第一个叫杨春桃，二十八岁，初中毕业就下乡了，以为回城无望，就在农村结婚安了家，78年大家都在回城的时候，有很多和她情况一样的，都狠狠心离了婚，然后瞒天过海以单身的状态回了城。
可是她没有，因为她已经有了一个女儿了，再加上跟丈夫的感情很好。而且她也知道，城里其实也没有她的立足之处了，她娘家就两间房，父母住一间，哥哥一家住一间，在这种情况下，回去还不如就这么在农村过下去。
农村的日子清苦，不过她丈夫勤劳能干，一家人过得还算开心，只是天有不测风云，她丈夫意外身亡。只留下公公婆婆和一个五岁的小女儿。
公公婆婆人好，不忍心儿媳年纪轻轻地就这样在农村苦一辈子，就找了公社干部，给她走了关系，办了回城。
根据规定，她只能一人回京，小女儿则留在了爷爷奶奶的身边。
本来她很反对，后来还是一个好心人劝她的话惊醒了她，人家劝她，还是回城好，城里赚钱的机会多，如果留在村子里，就她这个手不能提，肩不能挑的人，根本就种不了地，反而是个累赘。
她是一路哭着回的京城。
现在的她寄居在父母家，她爸妈把自己的房间硬是隔了一小间出来给她住。哥哥嫂子则是住在另一间。寄人篱下的日子不好过，她现在急需一份工作来养活自己，她还希望多挣点钱，好寄回乡下给女儿花用。
她现在也没有别的目标，唯一的期望就是能在京城立下足，然后挣钱，等有朝一日，把女儿接到城里来跟她一起生活。
她对灶上的活儿很熟悉，所以她应聘的是厨房帮工。
另一个叫钟晓雁，三十岁，她和丈夫都是老三届的知识青年，当年以为会一辈子扎根农村，就在乡下结了婚，后来城里招工，他丈夫被招到了城里，成为了一个汽修工。而她则在城郊的学校当代课老师。但那个城可不是京城，而是离着京城有着一千多公里的东北小城。两人在那边安了家，有两个孩子，本以为一辈子都可能回不来了。可没想到突然有了个新政策，像他们这种情况的，都可以申请回京城。
他们双方的父母年纪都比较大了，两人一商量，就申请回来了，顺利地把户口落下了。她丈夫因为有把好手艺，很顺利地被安排到大厂上班，可她就尴尬了，在小城市的郊区学校，她这个文化水平还可以，教个小学一二年级是不再话下。
可到了京城，以她的资格，教书是绝对不可能了，其它的手艺又没有，年纪又大了，像她这种是最不好安排工作的。于是，她就被待业了。
她识文断字，算术好，记性好，应聘的是服务员一职，其中就给客人写单和结账的任务，很适合她。
最后一个是男的，叫刘建设，他是家里的独生子，父亲早逝，和母亲相依为命长大，本来他这种情况应属于因特殊困难享受照顾的情况，只是不巧，他是六九届初中生。
不过大家都清楚，六九年是特别的一年，所有的学生必须下乡，没有留京名额。而且他们并不是去的普通农村，而是去了边疆，成为了兵团或者农营农场的一份子。
他和一群小伙伴儿被列车送到了边疆的一个兵团。那一年，他才十五岁，在那个遥远的地方，一扎根就是九年。
接着，78年到了，大批知青回京，他母亲托人从遥远的京城打来电话，希望他能快点申请回城。
可是，当时的他们都不知道，因为他身处的那个兵团，已经把对他们的称呼从‘兵团知青’改成了‘国营农场职工’。这就意味着，他们已经不再是知青的身份，返城对于他们来说，将会困难重重。
多亏了那位伟人，他们的问题才能被得到重视，从79年底开始，他们兵团的知识青年才渐渐获得申请回城的资格。
搭乘着这股东风，刘建设顺利地办理了回京手续，于今年4月底回到京城。
因为回来得晚，前面排队等工作的人有大把，所以，他只得边等待街道知青安置办的通知，边到处打临工挣些微薄的工资，以减轻母亲的负担。
所以，一听到这边小饭馆要招个杂工，他立马报名了，什么国营还是个体的，他都不管，只要是一份长期的工，能挣一份稳定的工资，他就很满足了。
他别的没有，就是有一把子力气，搬搬抬抬绝对不成问题。
总之，这三个人，都是家里比较艰难的那种，但全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吃苦耐劳的性格，而且是经历过磨难的，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
面试他们的时候，许父和许母听了他们三人的经历，不由得对他们生起了同情之心，尤其是杨春桃和刘建设两个人。
许母当时就想到了自己的大外孙小强，如果不是考上了大学，那小强估计就和现在的刘建设差不多吧，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自己的女儿该有多心疼啊。
当然了，同情归同情，计划要分明。
在征求了许大茂和傻柱两人的意见之后，他们把这三人都收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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