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连击退敌人进攻后，沈千舟为于春晓发报。
宁愿战死沙场，也不愿跪着活。
于春晓当然不能让沈千舟轻易去死。
尽管军事委员会已经有了迁都重庆的决定。
不过，现在这个局面，还是要想办法为沈千舟解困的。
在于春晓和于保民斡旋下，五洲仓库的守卫引起了中外各方面的严重关注。
英美等国派代表向国民政府递交请愿书，要求以“人道主义原因”停止战斗。
国民政府于是下令五洲孤军退出五洲仓库，撤入南岸的租界内，沈千舟表示战意已绝，誓与日军负责到底，但苦于各方的施压，又不得不撤出仓库。
长友文夫虽不情愿，不过，他也有他的想法。
尽管这支部队推到了租界，不过日本军方已经与租界达成了一致。队伍推到租界之后，全部关押。等待着处理。
这样，既能最终控制住这支部队，又能给英美一个面子。
在留守敢死队的掩护下，保安四团和一营各部边打边撤，退出五洲仓库，一路有日军火力压制，部队下令丢下行李，组成掩体，就这样，一点一点地撤进了租界内。
可令众人意想不到的是，队伍推到租界之后，保安四团团长，情报处处长沈千舟不见了。
人究竟去了哪里，谁也不清楚。
……
而此时，南京保卫战开始打响。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也在如火如荼进行着。
就在南京保卫战前，国民政府带领一众要员和各政府部门，相继撤退前往武汉、重庆等地，军事委员会主要成员则一直坚守到了南京保卫战爆发后的第三天，方才前往武汉。
蒋军事委员会本来以为，南京至少可以坚守几个月乃至半年时间，他没想到的是，这座六朝古都，将在军事委员会离开的短短六天后，就沦陷于日寇的疯狂贼手。
离开南京前，于春晓记着：
“人民受战祸之痛苦，使之流离失所，生死莫卜···惨目伤心，无逾于此。”
“对倭政策，惟有抗战到底，此外并无其他办法。”
于保民也说：“宁为战败而亡，毋为降敌而存。”但守城的高级长官们，辜负了人民的期望。
12月5日，南京保卫战打响后，15万国军将士们在南京城外奋勇杀敌，日寇连续作战四天，付出惨重伤亡后，才推进到南京城下。
12月9日，日军大将、“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派出飞机，向南京城内空投《和平开城劝告文》，即《劝降书》数千份，并要求中国守军必须于一天内投降，否则日军“将断然开始进攻南京”；
司令部同时还命令，日军于9 日下午4 时后暂停对南京的攻击。
守备司令虽然无能，但这会，骨气仍在，他命令中国守军继续抗击日寇，对此日本方面气急败坏地表示：
“中国军队无礼至极，非但在十日正午以前，没有任何回复，反而从十日早晨起，用猛烈的炮火攻击我军，作为酬报。”
南京守军机枪阵地。当时，守备司令部下了两个命令，一个是命令各部队“应以与阵地共存亡之决心，尽力固守。”
为了表示背水一战，绝不放弃，守备司令部还命令，各部队将长江沿岸的所有船只全部收缴，并命令部分军队负责把守江岸挹江门，以防止有部队和散兵私自后撤、北渡长江，以表示将与南京共存亡。
这时，南京城外战况惨烈，“在南京城里糊里糊涂的五天战斗中，我们的上级没有同我们见过一次面，也没有哪个告诉我们南京保卫战一般部署情况，。”
当时，根本没有过大兵团作战经验，自己又不愿意上前线，命令部队死守各个阵地，以致兵力分散，处处挨打
在此情况下，部分一线指挥员，根据实际战况，提出应该主动出击：
1937年12 月初，在句容前线，正在句容指挥作战的 83 军参谋向军长建议：
以 156 师全面出击，解决敌指挥部后，即将矛头指向句容西进之敌将其歼灭，使南京守城部队赢得准备时间。
但遭到江防司令否定，理由是：“守恐不保，还说攻吗？”
南京保卫战中，发现山下麒麟门一带各村庄都有灯火，发现竟然是日军的宿营地，立即将情况报告给总队长，并建议，应该集中兵力，由紫金山的岔路口地区出击，奇袭敌人后方。
请示后却回答说:“现在消耗兵员太多，万一出击不成，守南京城的兵力就更不够了。”
在僵硬指挥下，中国守军开始处处挨打。
占据绝对制空权和火力优势的日军，利用飞机轰炸和重火力，逐渐攻克南京外围阵地，突破到南京城下，压根没有为十几万大军想过退路这个问题。
或许在他看来，他自己能逃跑就可以了。
与此同时，国军将士们继续浴血奋战。
通过日本陆军省情报部记载的南京城光华门的战斗：
“敌人实施的是人弹战术和手榴弹战术，我军伤亡极大，突击队长也牺牲了，双方都寸步不让。
城上城下、敌我双方都能听见对方的喘息声和说话声，战斗一直呈胶着状态。
10 日激战一直持续到 11 日。先后进抵各城门的各部队，尽管都反复突击，但始终攻不下巍峨高大的城墙。”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最终城破。13 日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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