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原本的历史时间线上，赵绾、王臧二人所掀起的建元新政，无疑是轰轰烈烈、浩浩荡荡；
先后长达三年的建元新政，也确曾一度让长安朝堂内外上下焕然一新，迸发出些许朝气。
但在这个时间线，明显是‘痛快’大于‘使用’，或者说是只图一时痛快，却根本没考虑到后果的建元新政，却随着天子胜如拨浪鼓般勐摇的脑袋，便好似秋风扫落叶般悄然退散。
——建元新政，被窦太皇太后、天子胜祖孙二人合力，扼杀在了摇篮之中。
一同被扼杀的，还有赵绾、王臧这两位‘儒家当代俊杰’的生命——或是生理生命，亦或是政治生命。
顺带着，就连儒家这个命运多舛，又实在让人生不出多少情感的学派，也被刘胜当着全天下人的面弹了勾勾。
不得不承认：凭借着仅有的一丝优越性——有教无类，儒家得以在如今的汉家学术界，占据了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刘胜曾大致估算过，截止先孝景皇帝刘启六年，汉家三千余万人口当中，可以满足‘能写会读’的要求，并且可以做一些记录类工作的文化人，大约在六万人左右。
换而言之，如今的汉家，平均每五百个人当中，才能找出一个认字儿的知识分子，其余四百九十九个，几乎都是纯文盲。
对于这样的状况，作为后世人的刘胜当然感到震惊；
调研过后，又深深为后世的义务教育感到憧憬、怀念，并对义务教育在如今这个时代的推行成本之高，而感到无比的绝望。
刘胜算过一笔账；
如果按照后世新时代的标准，保证每一个适龄孩童，在七岁到十五岁期间进行义务教育，那长安朝堂要在每一个汉家孩童身上，花费近七千钱。
甚至就连这七千钱，都还是已经考虑到书写用纸、凋版印刷等技术成熟之后，可以将教材成本压低的预算。
如果不考虑这些，那别说义务教育了——连给孩子们启蒙，刘胜都得动员全天下的官员手抄竹简，抄上个三五十年。
另外，适龄孩童因脱产接受教育，而对脆弱的小农家庭所造成的打击，也同样是刘胜不得不考虑到的因素。
即便抛开其他一切因素，如社会影响、对农户家庭的影响等不计，单就是那平均每人七千钱的教育经费，就能让刘胜对这个时代的义务教育望而却步。
——如今汉家民五百余万户、三千多万口！
即便是按照‘每个家庭都只有一个孩子’来计算：五百万个孩子，每个孩子七千钱，这就是三百五十万万钱！
什么概念？
汉家去年一整年的农税折合成钱，也才二十五万万钱！
每丁四十钱的口赋，也就十万钱出头！
税赋加在一起，汉家去年一整年的财政收入，总共也才三十五万万钱，刚好就是那‘三百五十万万’的十分之一。
即便按照每个孩子每年八百钱来算，汉家一整年的财政收入，都不够天下的孩子读一年书。
更何况这每年八百钱、九年总共七千钱，还是刘胜最最保守的估计，‘每户人家只有一个孩子’，更是几乎不可能的事。
通过另外一个参照，其实也能更直观的判断出在这个时代，三百五十万万钱大概是什么概念。
——刘胜的祖父汉太宗孝文皇帝，以及刘胜的父亲汉孝景皇帝二人在位期间，被后来的史家称为：文景之治。
在原本的历史上，除了民生民计的大幅改善，文景之治最璀璨，也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成果，便是这两位皇帝先后接力、生吃借用，为汉家府库积攒下了极为庞大的财富，以作为同匈奴决战的军费。
那么这笔钱，究竟有多少呢？
前段时间，开封侯陶青‘病退’，少府刘舍被刘胜拜为丞相；
既然是从少府直接升任丞相，而不是按照内史御史大夫丞相这样的默认路线一步一个脚印，刘舍做了丞相之后，为了让朝野内外服气，当然就难免要显摆显摆自己的政绩。
那刘舍的政绩——其少府任上的政绩，究竟是什么呢？
——自太宗孝文皇帝元年，一直到先孝景皇帝九年，这长达三十三年事件当中，于少府内帑积攒下的二百三十万万钱，以及遍布天下各地官仓，根本数不清楚有多少的粮食储备。
在后世所留存的史料中，文景之治的少府内帑，是被史官这样记载的。
串钱的绳子都已经腐烂，铜钱散落一地，却捡都捡不完，只能胡乱的堆起一座钱山；
粮仓里的陈米发黑、腐烂，但还没等有人发现，新米就又被送进了仓库之中。
直到仓库装不下粮食，仓吏才发现了那些已经存了几十年的陈米；
请奏朝堂，得到诏允，将腐烂的陈米都倾入河流之中，居然直接把河流都给截断了······
为了不截断河流，就只能一点一点倒入河中，一忙就是好几个月·········
明白了这些——明白太宗孝文皇帝、先孝景皇帝先后接力，所创下的‘文景之治’，也只攒下了二百三十万万钱和足够战争所用的粮食，就不难发现先前那‘三百五十万万钱’，究竟是个什么概念了。
——整个文景之治积攒下来的财富，都不够一代人接受九年义务教育！
仅仅只是一代人，却也远远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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