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九月到十月，整个湖广郧阳、襄阳和荆州北部一直滴雨不见。
尤其是张献忠盘踞的地区，郧阳府中部、东部和襄阳府的西部，从房县到谷城县这一带。
张献忠再次反叛的时机让流贼和官府两方都很恼火，五月的时候战事大起，结果整个郧阳和襄阳的田亩都遭了殃，夏收直接泡汤、秋收也根本不用想。
吃光了粮食之后，张献忠的流民军开始蠢蠢欲动，准备冲出官军的封锁网。
杨嗣昌于九月二十九抵达襄阳行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之前负责招抚张献忠和罗汝才的熊文灿下狱，然后送往北京。
各路兵马在杨嗣昌的调度下，进一步压缩流民军控制的区域，将张献忠部队死死的围在谷城、房县、保康、竹山四县之地。
不得不说杨嗣昌在围剿流民一事上还是很有心得的，这四县的北方是有秦军把守的郧阳府，东方是重兵云集的襄阳府，南方是数百里神农架无人区，所以流民军最有可能的流窜方向就是往西突破竹溪县，而后入川就食。
杨嗣昌将麾下最强的左良玉部调往四川方向进行围堵。
左良玉经上次罗猴山大败后，如今已经恢复了一定的实力，又在几次小规模战斗中获胜恢复了一定的士气。
而且杨嗣昌这次给左部的开拔银子中，其中有一万两居然是成色好到爆炸的十分足色雪花银，这让左部官兵的士气又高了三分。
左部十月中从襄阳大营出发，经南漳、兴山、归州然后逆流从巴东入川，预计十一月中抵达指定位置。
路过兴山县的时候，左良玉亲自送一行人离开自己的军伍进入了兴山县城。
这一行人领头的正是张守言。
进入兴山城门的时候，蜷缩在城外的大批流民纷纷小跑着让开道路，没有一个人敢于抬头看这些“官爷”。
张守言入城之后直驱县衙，先拜见了幕府中的前辈廖宗卿。
如今的兴山县务都由这位廖前辈暂时处理，只因兴山的知县、县丞和主簿都被下了狱。
张献忠再次起事，让周边几府的官员都倒了大霉，尤其是襄阳、郧阳州县的官员。
这些人在张献忠接受招抚后，把张献忠当做了可供吸血的羔羊，不停的向张献忠索贿，这也是张献忠再次造反的原因之一。
张献忠攻陷谷城县之后，把向他索贿的官员名字都刻在了谷城城墙上，“唯襄阳道王瑞栴不取一钱”。
在崇祯皇帝的暴怒之下，这几府的官员大部分被问罪，这里面就有兴山县的县令。
而兴山县的县丞和主簿则是在流民军起事后，误听谣言直接弃城而逃，也被熊文灿下令逮捕。
郧、襄一带大量官员出缺，但是北京、南京吏部都对这里的官职兴趣缺缺，因为谁都不愿意往战区去送死，故而好几个地方的政务都只能由杨嗣昌临时派人主持。
向廖宗卿告辞之后，张守言领着人去了县城南门的一处宅院，这是廖宗卿给他准备的办公场所。
他身边除了黄彪和徐宝外，还有他在路上“捡”的三个人。
庞功平和赵火头都是后金从青山关入关时逃亡的边军，路过江夏镇哨卡的时候被哨长看出了端倪，一并拿下就要斩首。
正好张守言路过，看着两人在死前互相调侃，觉得两人有趣，便花了五十两银子买下了两人的性命。
而独眼龙魏驴子则是张守言从流民的锅边用一百斤大米换回来的。
就因为张守言听到魏驴子嗷嗷叫的声音里，有一股子东北大碴子味道，一问之下才知道他居然是孔友德吴桥兵变的时候逃亡的辽东人。
就带着这几个人，张守言赶到了湖广枣阳，在这里“恰好”遇到了给杨嗣昌打前站的几个下人。
八百贯白花花的银子，让领头的杨府老下人很快“回忆”起了对张守言祖父的印象。
“张高功嘛，我怎么不记得，不就是早年在武陵街上卖白糖的那个，后来跟着人走船去了苏杭，确实听说在那边落了户。没想到举人公居然是他的后人？”
是乡党还有些许功名在身上，更重要的是张守言见面就捐了三万两白花花足色的军费银子，另有一万两直接送到杨嗣昌的签押房，杨嗣昌这才见了张守言这个小乡党一面。
张守言当时没有提重开东江镇，而是建议将流民收拢往沿海岛礁上送。
杨嗣昌不愧是人老成精，当即就猜到了他真实的想法。
他还记得杨阁老看着自己眼神，有嘲讽、有可怜、还有些许欣慰。
“信之用心于国，老夫心中甚慰。治流贼必安流民，这确实是根本之策。可信之可否知道，其实朝中衮衮诸公，也有商议将东江镇重开之意，但是诸公最终弃了此议，汝可知为何？”
原来老头一眼就看穿了张守言其实意在东江的企图。
这个问题，张守言其实心里早有答案。
朝廷没钱！
不是朝廷出不起转运流民的费用，而是禁不住沿途官员胥吏们的上下其手。
随后杨阁老说出了一番实情。
“曾有户部官员核算，转运一名流民至东江诸岛，并与以一季之食，至多不过耗费五贯。东江若重开，东虏南下必然顾虑重重，此为两便之策，可老夫却带头绝了此议。老夫心中清楚，若要转运一人去东江，非五十贯不可行，而且口粮到手最多半月，如此这般，东江镇根本开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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