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松林起得晚了些。
原著莫言先生的地位自不必多说，早年毕业于军艺，著作等身。
关键是谁想碰导演这个专业行当，张艺谋大师就是绕不过去的题目。
国师本身就是一部励志传奇的故事：黄土高原的工人，主动上夜班，白天去拍照摄影，自建暗室冲洗，报考帝都电影学院本科的时候；
已经高龄考生，鼓起勇气给文化部门领导写信，黄部考虑时代特殊，特批准许参加考试，到底是作品打动还是特批起了作用，已经不重要了；
上天也会眷顾有一颗不屈不挠，因为热爱而奋不顾身并付诸行动的人。
就像有人发帖说‘第一章写不下去怎么办？’
那是因为还不够热爱。
很多人不知道，其实中文系并不培养作家，中文系靠研究作家作品写论文而工作。
作家注定是要被文学专业的人当做一种现象来研究的，比如很多年以后兴起的阅文集团以起点中文为首的现象级‘网络文学’；刚开始传统作家与文学专业的阳春白雪们是看不上下里巴人的‘爽文’的；
同样的道理，电影工业创作者们的作品，注定了要被‘影评人’来分析批评，文学艺术专业的论文家‘翻来覆去的玩物’。
写自己的文字，拍自己的作品，让别人去说吧；受众喜欢就好，存在即是合理。
既然绕不过未来的诺贝尔与已经获得金熊奖的这片‘高粱地’；那就面对她，就当一把文学硕士，从'创作背景'开始继续研究一番，因为帝都电影学院并没有公布考试要点以及参考书籍，万一要考呢?
参加过中考，高考，特别是做过本科毕业论文答辩，参加过研究生面试的童鞋们知道：扩大自己的知识面，面对考官的问题，说不出话是最尴尬的！！就像交白卷，切记！或许很快会灵验。
张艺谋看了莫言的小说以后觉着小说里的这片高粱地，小说里的这些男人女人，豪爽开朗，旷达豁然，随心所欲地透出做人的自在和欢乐。在创作的时候，《红高粱》无论是在精神气质还是在电影形态上，都没想学谁，就是想创造一种地地道道的民族气质和民族风格。
莫言小说里的高粱地是庄稼汉们种的，在电影里则把它改成了神秘的野高粱地。《红高粱》的编剧有三个人：陈剑雨、朱伟以及原著小说的作者莫言。1987年，莫言在高密的时候，张艺谋就把《红高粱》的定稿拿给莫言看。莫言看完以后发现定稿跟原来的剧本完全不是一码事了，张艺谋实际上作了大量的精简。
《红高粱》剧组选择演员的时候‘一代影后’俐还在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读二年级。因为“我奶奶”这个角色很关键，剧组在寻找演员的过程也比较费劲，找了好几个人选，史可也是候选人之一。
虽然姜文在演《红高粱》之前已经演过谢晋导演的《芙蓉镇》了，但是剧组导演有意不去看《芙蓉镇》，如果看过他演的秦书田，或许就不会选他演《红高粱》中“我爷爷”这个角色。
1987年，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以浓烈的色彩、豪放的风格而为人所称道（《成都商报》评。
影片塑造了“我奶奶”、“我爷爷”、罗汉大叔等一批中国普通老百姓群像，歌颂了他们敢生、敢死、敢爱，敢恨的民族精神，也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性格、心理、文化以及生存方式作出了思考。摄影师顾长卫在取景和色彩的运用上有出色表现，男女主角在高粱地野合的一段有中国电影罕见的“景人合一”之美，令人看得畅快淋离（网易评）。
相比于《英雄》中分块式的色彩划分，《红高粱》就显得不那么繁复。整部电影似乎只由黄色和红色组成。在黄土高坡上，黄沙漫天，特别是颠轿这个段落，几个轿夫连唱带跳，带起了滚滚尘土。
身为西安人的张艺谋用泼墨式的表象风格向它们表达着热爱之情，那些黄色的土地正是他所要朝拜的对象。而红色则更加出彩，除了比人高的“红”高粱，还有“我奶奶”的红盖头、红轿子、红鞋子，窗上的红窗花、碗里的血红的高粱酒、红彤彤的炉火，还有最后日食时那彻底变成红色的世界。这份鲜艳的色彩的出现，更能表达出陕北人的热情与豪爽，呈现了中国农民向上的精神状态（凤凰网评）。
《红高粱》并不是十分具有现实性的作品，也不是一种对民族文化的寻根。相反，在这个联系三代的以过去时回叙出来的故事中，塑造的是一个未来意义的人格，是一种人格理想，超越了具体的社会表层，具有人的本性与本质的深度，影片自始至终所呼唤的主题就是勃勃的生命力，就是张扬活得不扭曲、无拘无束、坦坦荡荡的生命观。因此摆在观众面前的作品不是一个已被理解的世界，而是对一个世界的生命的理想。
《红高粱》不同于以往任何一部反映农民的影片，它的视角已从传统的对土地的礼赞转向了对生命的礼赞。故事的超常特点决定了叙事的非现实性，故事的地点也被淡化。在影片中甚至淡化了社会最基本的结构——村落。影片中的所有叙事元素与视听元素都在为这种自然生命的热烈、自由自在和痛快淋漓的风格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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