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心岭之战除了看出宋军已经强弩之末的战斗力，还可以看出，襄樊保卫战系列战斗中宋军精锐的损失。宋军能组织起五千骑兵，这样的骑兵规模已经不小，按照南宋战马储备，是下了血本的，结果一战就被打没了。
焦山之战的失败，影响太过深远。张世杰原本想要趁着伯颜不在的时候，打通长江南北。结果不仅没有成功，还浪费了江浙地区所剩无几的军队。这迫使临安的南宋朝廷，将全部15岁以上的平民都编入军队。其中很多小孩甚至没有四尺高，却也美其名曰“武定军”。
南宋的败亡也预示着蒙古对东亚大陆的控制确立
当然，临安的遗老遗少们也知道，凭借临时纠集的平民，是不可能和如狼似虎的蒙古人抗衡的。当伯颜从大都返回之后，他们就立刻派柳岳去和伯颜谈判。在盛气凌人的伯颜面前，柳岳声泪俱下地控诉贾似道误国，以至于乱杀蒙古使节。他还乞求伯颜看在新皇帝太小，皇太后年纪也大了的份上，给南宋最后一次机会。
可惜，伯颜已经不想再吃这套。他直接表示：赵家当初欺负老柴家孤儿寡母，从他们手上抢走江山。现在蒙古人从赵家的孤儿寡母手上拿走，这就是天道轮回！
随着蒙元军队的兵临城下，“武定军”一哄而散，南宋只能选择投降。绵延三百年的赵家江山，终于迎来了自己的审判日。尽管还有张世杰、文天祥和陆秀夫这样的人，为其谋求苟且。但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无法用自己稀薄的才能去扭转整个大势了。
这个是宋金对峙时期的京湖地图，如果1266年蒙军占领的是均州旧城，那对应的就是图里的那个“均州”。
至于旧城和新城一说，又让我想起刘整的“12轻骑兵取信阳”，而此图中信阳就属南宋。刘整取信阳一事，是在孟珙手下时期，并且是联蒙灭金时期完成的。若仅此一个信阳，那只能是中途信阳被金军占去，直到孟珙灭金才收回。若信阳也有旧城新城一说，很可能刘整取的信阳是金国的信阳。
当年宋金划界，不可避免让很多秦岭淮河一线的地区一分为二，宋金可能有一方在边境上重建新址。
如果孟珙荆襄反击后，放弃了襄樊一线，那后来的邓穰之战与上述一说又有了出入，重点在于“焦进出襄阳”：
熙四年（1240年）初，孟珙通过收集情报，探知张柔率军在河南地区屯田，同时在邓州、顺阳（今河南淅川）积聚造船木材。他一改“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老方法，主动出兵骚扰，破坏蒙古的攻势准备。
孟珙命令张英出随州，任义出信阳军，焦进出襄阳，分路连续袭扰蒙军，让蒙古无法安心屯田。同时派遣部将王坚偷袭顺阳，将蒙军积聚的造船材料全部烧毁，又派遣部将张德、刘整分兵攻入蔡州，焚毁其物资。可以说，宋军取得了一次对蒙军后方基地的进攻性作战的重大胜利，把敌人的攻势扼杀于萌芽中，史称“邓穰之战”。
宋史·卷四百一十二·列传第一百七十一：会谍知大元兵于襄樊随、信阳招集军民布种，积船材于邓之顺阳，乃遣张汉英出随，任义出信阳，焦进出襄，分路挠其势。遣王坚潜兵烧所积船材，又度师必因粮于蔡，遣张德、刘整分兵入蔡，火其积聚。制拜宁武军节度使、四川宣抚使兼知夔州。
公元1239年，升任京湖安抚制置使、全面主持京湖地区防务的孟珙，与蒙军再战，三战三捷，克樊城复襄阳。但是虽然收复了襄阳，当时由于蒙古军队对襄阳的破坏导致襄阳城防破落不堪，人员物资严重匮乏。此时的襄阳城已经成为易攻难守之城，孟珙考虑后，不得不弃守了襄阳。
随后的几年中孟珙一直担任京湖安抚制置大使兼夔州路制置大使负责襄阳地区的全面防御之责，使得在这一段事件内宋军在这个局部战场上保持着一定优势。
特别实在1251年秋，在经过孟珙多年军事准备之后，当时担任宋京湖制置司副都统高达，趁蒙古内部由于争夺汗位而内斗不息，无暇顾及中原的战事，重新收复了主要由蒙古杂牌军防卫的襄樊二城。
某个“个人图书馆”网站里找到的资料，终于印证了孟珙放弃襄樊一说，不过孟珙的“弃守”不代表蒙军重新占领襄樊，可能只是襄阳不屯重兵也不屯粮。而孟珙死后，蒙军趁着宋军无大将，战线南移重新占领襄樊。
熙宁初年，宋神宗王安石创行新法进行改革，苏轼劝告说：‘国家的存或亡，在于道德的深或浅，而不在于国力强或弱。朝代长或短，在于风俗的厚或薄，不在于国家是富还是贫……臣希望陛下务必崇尚道德而使风俗醇厚，不希望陛下急于创建功业而贪图富强。
仁宗皇帝执法极为宽大，用人知道分寸，会体谅臣下的过错，从不会变更旧的法规。考核官员的政绩，从来不要求官员做到尽善尽美。就拿用兵来说，十次出兵九次失败；拿府库来说，仅能够日常开支而从来没有剩余，但仁宗的恩德依然在天下百姓心中，所以先皇逝世的时候，天下人都知道于他的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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